參審乎 陪審乎

黃東熊/中興大學法律系講座教授暨台灣陪審團協會榮譽理事長

蔡總統於去年競選總統時，宣稱，將來刑事審判擬在參審制與陪審制中，擇一採行，而準司法院長許宗力於最近即稱，擬採行參審制。不錯，如以採行之容易度言之，參審制的確比陪審制容易採行，但須注意台灣話有一句俗語「便宜貨，沒有好貨」，亦即，比較容易採行之參審制，對改革台灣現行之刑事審判言之，未必係好制度，與司法院蘇永欽副院長所想出之所謂觀審制，其實相差不遠，係仍屬假審判民主之名，而行審判獨裁之實之制度，仍無法實現台灣人民所期望之政治與審判皆民主化之健全民主社會。

《對陪審團制度之民意調查》摘要

本會為了瞭解一般民眾對當前陪審團制度的看法與支持度，特別委託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民調中心，進行調查訪問。調查方式採用單純隨機抽樣法電訪年滿20歲之成年人，共1099位有效樣本，信心水準95%下誤差率±2.97%。調查結果如下：

台灣實施陪審團審判的迷思與省思

張靜律師

    台灣陪審團協會在理事長鄭文龍律師的帶領之下，於今(2014）年6月20日至7月6日進行了長達17天的赴美參訪活動。我身為協會第一副理事長，更基於採用陪審團審判是未來台灣司法改革火車頭的認知，就參與了這次美國陪審團審判參訪之旅。在這17天風塵僕僕的行程中，我們一共去了五個城市，包括洛杉磯、華盛頓D.C.、巴爾的摩、紐約及舊金山，參訪了美國(聯邦）最高法院、加州最高法院、紐約州紐約市布朗地方法院、華盛頓D.C.之哥倫比亞特區(聯邦）地方法院及D.C.本身之地方法院，不但觀察了多場陪審團審判，包括第一次出庭(Initial Appearance）、預審程序(Preliminary Hearing）、陪審員選任(Vior Dire）及陪審團審判程序外，還參與了特別為我們安排有美國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以不同角度介紹美國陪審團審判的六場研討會，深覺獲益良多。

    美國是採聯邦制的國家，而美國一共有50州，聯邦與州分權，加上首都華盛頓所在之哥倫比亞特區及印第安自治區，所以美國有53套司法制度，而每一套司法制度都有其相同之處，也當然有其不同之處。在有關刑事陪審團審判部分，聯邦與各州之地方法院都有陪審團(Petit Jury）審判，這是出自美國憲法的規定。但就偵查程序中的大陪審團(Grand Jury）而言，聯邦及大約二分之一州的大陪審團起訴(Presentment），或經大陪審團核准後，由檢察官起訴(Indictment），目前還在運作中，但已有近二分之一州，只有(州）檢察官起訴(information），而大陪審團已不復存在。我的想法是，台灣若採行陪審團審判，美國的大陪審團制度不必加以繼受，而據了解全世界也只剩美國尚有大陪審團制度，其實益非但有限，且常成為檢察官的橡皮圖章。

    眾所周知，美國在獨立之前，主要是英國的殖民地，第一批英國移民於1607年在維吉尼亞殖民地的詹姆士城建立了第一個據點，其後在1776年獨立之前，形成了英屬13個殖民地即北美13州。由於英國於13世紀初就已實施陪審團審判數百年，隨著英國移民將陪審團審判帶入美國，故美國實施陪審團審判已有將近4百年的歷史。甚且美國不但在刑事訴訟採行陪審團審判，在民事訴訟也同樣採行陪審團審判，復因在美國公私法一元化，並無與普通法院並存的行政法院存在，故台灣所謂的行政訴訟，在美國仍屬民事訴訟，也依然是採行陪審團審判。在台灣，我想刑事訴訟改採陪審團審判，推行起來已是困難重重，民事訴訟甚或行政訴訟亦採陪審團審判，等刑事陪審團審判未來在台灣施行10年以後再以其成效做檢討吧！

    在台灣社會，刑事訴訟採陪審團審判，到底可不可能？反對台灣採陪審團審判的理由不外有三，也就是主要有以下三個迷思，第一個是人民作為陪審員負責事實認定之審判，應有違憲的疑慮，由於此牽涉憲法層次的專業論述，不是本文所欲深入討論的。不過，值得省思的是，在採不成文憲法且為陪審團審判發源地的英國，及採成文憲法明文規定刑事被告有權選擇陪審團審判之美國，自無此一問題。但即縱在日本，其國憲法並無明文人民得參與審判，日本所實施的裁判員制度，在日本學術界及實務界通說的見解也不認為係屬違憲，因而裁判員制度在日本才能繼續走得下去。故我個人的看法是，因我國憲法並無明文禁止人民參與審判，也無明文規定只能由(職業）法官職司審判，故在台灣採行陪審團審判應無違憲問題。當然如能經由修憲將陪審團審判明文列入憲法增修條文，則能一勞永逸解決此一爭議。

    在台灣採行陪審團審判第二個迷思，就是懷疑台灣人民有能力擔任陪審員為認定事實之審判。話說與台灣近鄰之香港，早於英國殖民時代的1842年即已實行陪審團審判[1]，至今已有170年歷史，港人也從未對其陪審團審判有何異見，此顯示在華人地區不是不能採行陪審團審判，只是端看我國政府對司法改革的決心罷了。何況，德國哲學大師黑格爾在其著名的《法哲學》一書中明確指出：「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，事實構成只能單獨由職業法官認定，因為這是每一個受過普通教育的人都能做的事，而不是受過法律教育的人才能做的。」而早在2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說過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，使無訟乎！」孔老夫子亦非法律人，他都可以「聽訟」即參與審判認定事實，為何說2千多年後已全面普及教育的台灣人民還沒有能力陪審？此外，我國有句諺語，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」，陪審團審判是選任12個陪審員來認定事實[2]，而此12個陪審員，絕不是活在象牙塔中的「恐龍法官」，在多元化背景下所產生的陪審員，代表著不同生活階層的人民意識，憑他們集思廣益所共同認知下所為之事實認定，絕不會比一個或三個職業法官的認知來得差。

    在台灣採行陪審團審判的第三個迷思，是從訴訟經濟而為考量，認為陪審團審判花費很大，非政府財政所能負擔，本文主要是探討這個問題。據悉，到今年6月底，台灣全國目前有法官1,976人[3]，其中相當美國(聯邦）最高法院的法官就高達107人，此包括最高法院法官62人，最高行政法院法官22人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8人及司法院大法官15人[4]。反觀美國最高法院只有大法官9人，而美國現有超過3億的人口，台灣則不到2,400萬人。超過3億人口的美國，最高法院大法官只有9人，台灣人口不到美國的10分之1，但最高司法當局的(大）法官人數，卻是美國的12倍。台灣的(大）法官太多，人事費用主要是薪水，吃掉了太多的司法預算。

    我們先想想，在採陪審團審判之下，一件刑案在地方法院只要一位承審法官足矣，但以台灣刑事訴訟現制來觀察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之規定：「除簡式審判程序、簡易程序及第376條第1款、第2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，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。」故許多案件在地方法院需要3位法官合議審判，也就多浪費了2位法官的人力。而依司法院所草擬的人民觀審試行條例，就人民觀審案件，也都要3位法官承審，法官在地方法院事實審人力的浪費，在陪審團審判之下，不是可以大量的節省嗎？在美國所有地方法院都是一位法官獨任審判，不論是採陪審團審判，還是採法官審判(bench trial），所以美國各地方法院法官之人數，絕對少於台灣法院好多倍。

    其次，作為事實審的地方法院，在美國採陪審團審判的刑事案件，法官依法根本不必寫判決書，也無從寫判決書，因陪審團進行事實認定之評議時，法官根本不能參與，故法官並不知陪審團有罪或無罪之認定究係依何等心證而來。而在被告選擇採行法官審判的刑事案件，法官依法有權選擇是否寫判決書，如不寫判決書，就口頭宣示其所欲判決之事實與理由，而這都有錄音存檔，得作為上訴依據。我們都知道台灣法官大部分的人力及時間都花費在判決書的撰寫上，不必寫判決書省下的人力及相關經費的支出即甚可觀，而法官們案牘勞形的慘狀就可立即獲得改善。

    再者，在美國採行陪審團審判之下，基於地方法院作為事實審之制度設計，美國的第二審法院(上訴法院）就是法律審，美國與各州的最高法院則是憲法審[5](審查個案判決是否違反聯邦憲法或州憲法）。因而，欲上訴第二審法院，不能僅以認定事實有誤作為上訴理由。尤其陪審團的事實認定，是陪審員的密室決定，事實上也無從得知陪審團的心證如何形成。因之，在美國，刑事第一審即地方法院如果判決被告無罪，不論是陪審團判決，還是法官判決，檢察官都不得上訴二審[6]。加上認罪協商的案件甚多，根本不必經審判程序訴訟即已終結，如此一來，上訴二審的案件就大量減少。在美國，上訴法院或最高法院發回第一審更審的案件極少，不像台灣刑事案件，可以在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之間來來回回更審多次甚至有高達一、二十次的，「流浪法庭三十年」，就是台灣司法的寫照及諷刺。故如台灣採行陪審團審判，高等法院的案件也會大量地減少，絕不會像現制一般，不但一審案件大量地湧向二審，而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案件也同樣不斷地回到二審，然後因大家都不信任司法[7]，案件又不斷地再走向三審，難怪最高法院目前掌理刑事審判的法官就高達數十人，而二審刑事法官的人數也就降不下來。我相信，在我國刑事案件只要採行陪審團審判，搭配著無罪判決檢察官不得上訴，二審為法律審、三審為憲法審，及一審法官無庸撰寫判決書等配套改革措施，最高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的法官5至10人就已足夠，而各二審法院之刑事庭法官至少也可減少三分之二人數。

    所以在我國採行陪審團審判之後，不超過5年[8]，全台灣第一、二、三審法院的刑事庭法官只需目前三分之一之人力。至於相應法官人數的減少，配置的書記官及其他行政人員也就會跟著減少，這省下的人事費用及審判個案的花費，絕對足以彌補因施行陪審團審判所需的陪審員花費而有餘。

    我之所以認為陪審團審判的採行，是台灣司法改革的火車頭，除了上面提到無罪判決檢察官不得上訴，二審為法律審、三審為憲法審及一審法官無庸撰寫判決書等配套改革措施外，其他的刑事訴訟制度如起訴狀一本(即卷證不併送）、訴因、證據開示制度之增訂，證據排除法則、傳聞法則、交互詰問及認罪協商制度之全盤檢討，都必須一併改革修正，甚至連法官的養成教育、司法官考試的廢除[9]及司法院的最高法院審判化、大法官解釋制度、最高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終結，改由各級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等，都會與陪審團審判的建制有關。

    最後，據聯合報7月21日的報導，大陸近20萬名法官將面臨60年來最重大的變革，為了菁英化改革，將淘汰法官13萬人[10]。而在台灣，因憲法上法官終身職[11]之保障，只能逐年任其凋零，但相信在採行刑事陪審團審判之後，至少刑事法官的人數逐年可以大量減少，法官少了，法官才會受到應有的尊重，此就如同「物以稀為貴」的道理，一個國家如果有三個總統、五個院長，那就連總統、院長都不值錢了，讀者諸君以為然否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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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尤韶華，《香港司法體制沿革》，頁40，商務印書館(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2年6月。

[2] 美國刑事陪審團審判，在聯邦及多數州是12個陪審員，部分州則規定較少的陪審員人數，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認為只要有6個以上的陪審員組成陪審團審判就不違憲。

[3] 此數據是請蔣念祖向司法院查詢所得，但不包括司法院大法官15人。

[4] 依司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，司法院置大法官17人，但目前僅有15人。

[5] 美國聯邦及有些州的司法系統是三級制，即地方法院、上訴法院及最高法院，但也有部分州，沒有中間的上訴法院而只有二級，通常人口不到300萬人的州就只有二個審級，如南達科他州。

[6] 此在美國法制上，是基於重複危險(Double Jeopardy）之禁止，類似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則，但二者意義不全然相同。

[7] 台灣人民不信任司法，我認為主要是司法制度不良，加上恐龍、貪腐及甘作執政者的打手各種因素所造成的。

[8] 而實行陪審團審判的頭5年，因為要消化過去累積留存的案件，一時之間，尚須較多的法官處理。

[9] 在實行陪審團審判時，即應廢除司法官考試，5年之內，暫時不增加新的法官，而讓在位的法官逐漸因死亡、退休或依法撤職、自願離職、候補或試署法官轉任他職等因素而逐漸減少，或將刑事庭法官轉到民事庭去承審民事案件。5年後，所有新的法官從執業多年的律師或法學(正）教授去選任，以解決目前法官年歲太輕、經驗不足的問題。

[10] 賴錦宏，聯合報，103年7月21日第12版(兩岸）。

[11] 憲法上法官終身職的保障，指的是實任法官，不包括候補法官及試署法官，依現制，法務部司法官學院(過去的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改制而成）結訓後，分發到各地方法院的法官就是候補法官，候補期間至少是5年，才能申請並經辦案書類審查合格後成為試署法官，試署法官再經數年後才能申請及審查通過後成為實任法官。

陪審團：請大家一起來做法官 人民當家做主的審判制度

鄭文龍律師

一、陪審團之意義

陪審團（Jury）制度起源於英國，後來在美國發揚光大，成為當前美國民主的主要特色。簡單來說，這項制度就是從平民百姓中選出12人為陪審員，由他們謹慎聽取訴訟兩造證詞，並經過詳細的評議討論，最後做出全體一致的判決。陪審團制背後的精神，與我們所熟悉的法官高高在上的審判制度截然不同，它預設：所有的權力，包括執政者、法官、檢察官及立法者，都可能會貪污腐化，都可能會打擊異己政敵，都會有視野偏狹的情況，因此，惟有人民所組成的陪審團才能真正保護人民，監督制衡各種權力，並在個別案件中融入不同背景者的文化與價值。

二、陪審團具有對抗政府不法打壓人民自由權之傳統

陪審團制度已在英美等民主先進國家實施超過六百年，回顧其實際運作經驗，確實發揮了保護人權的重大作用。例如在1670年威廉‧潘案，因英國國王打擊異教貴格教派，而由陪審團維護宗教自由的；在1735年美國仁格案，由紐約州的陪審團維護言論出版自由；在1807年美國艾倫副總統案，傑彿迅總統因政治鬥爭，以政治打壓追訴逮捕副總統艾倫，也是由陪審團保護其權益。此種種案例均可看出獨立於政府的陪審團，可以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，讓公民得以反抗行政當局的欺壓剝削，遏止政府當權者，檢察官及法官的濫訴及不公正之判決，並抵制立法者所通過的不當惡法。

三、台灣的司法三病，至今未有解決之道：

1、司法病症狀一：貪污法官、檢察官：

A、台灣高等法院在2010年暴發了蔡光治、陳榮和、李春地等三名高院法官及邱茂榮檢察官，集體貪瀆事件，共同收受前苗栗縣長何智輝數百萬元的賄款，而將張智輝的貪污案件從十九年重罪改判為無罪。

B、高院前庭長房阿生也因貪污收賄60萬元遭收押起訴，房阿生涉嫌收賄而將花蓮高分院法官張柄龍的貪污案改判無罪。

C、另外，蔡光治則又涉嫌收賄，而將房阿生所涉及的貪污案判決無罪。

因此，由上開案例，可說是貪污衍生貪污。亦即由貪污法官收受貪污法官的賄賂，再由貪污法官判決貪污法官貪污案無罪。而且，貪污法官可能是終身貪污，形成一個長期的貪腐共生集團。

台灣法官貪污連鎖循環圖：

被告→張炳龍（貪污）→房阿生（貪污）→
蔡光治、 陳榮和、 李春地、 邱茂榮（貪污）


2、司法病症狀二：恐龍法官、檢察官：

台灣的法官，很多是沒有社會經驗及歷練，且未受社會肯定的「嬰兒法官」或稱為「三門法官」，所以先天上比較可能成為恐龍，一考上就成為「小恐龍法官」，再經過昇遷，再變成「大恐龍法官」，或「恐龍大法官」。

例如：有名的六歲女幼童遭性侵案件之恐龍判決，強吻案件、喇叭案、導致人民不滿，爆發網路上白玫瑰運動，有二十幾萬人連署表達對司法的不滿。

3、司法病症狀三：打手法官、檢察官：

從馬政府上台後，檢察系統一連串的辦綠不辦藍的政治逮捕案件，如扁案、 蘇治芬案、 陳明文案。現在蘇治芬案一審判決無罪。陳明文案也判決無罪。扁案的國務機要費也經再審之二審判決無罪。可證檢察官在未傳喚下就先逮補羈押的荒謬，政治鬥爭性質。

扁案外交零用金也無罪確定。而二次金改案件，一審也判無罪。雖龍潭案雖確定，但已有換法官的公然干預不法，後又有辜仲諒已被證實是配合特偵組做偽證。特別費也立法除罪化，可證國務機要費也是一種誣陷。也可見都是一連串的政治鬥爭打壓性質之案件。

又例如當初被撤換的承辦法官周占春，竟被起訴洩密，現也判無罪還其清白，可見這種打手檢察官、法官之問題。


四、英美採用陪審團制度，以解決上開司法三病，值得台灣學習；美國憲法第三條、修正案第六條、第七條，有「保障人民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」的規定。


因為美國的立憲者認為：


1、政府（執政者、法官、檢察官）會有濫權、貪污、打擊異己、法官與社會脫節之偏見問題。
下列為知名的具體案例，因有陪審團制度而得以解決問題：

A、1670 年威廉．潘案（William Penn case），
英國王打壓異教人民，打壓人民的宗教自由，後由陪審團保障宗教自由。

B、1735年仁格案判決[1]（John Peter Zenger’s trial）
紐約州政府打壓新聞出版自由，由陪審團保障言論及出版自由。


C、1807年美國副總統艾倫案（Aaron Burr case）
總統傑彿遜打壓逮捕政敵副總統艾倫，由陪審團保障政治立場不同之人。

D、1966年鄧肯案（Duncan v. Louisiana ）
執政者、檢察官、法官聯手欺壓黑人，最高法院認為要由陪審團審理，以保障少數民族。

2、權力需要制衡，陪審團可以制衡政府的濫權、打擊異己之情形。

3、陪審團是用制度，來解決法官個人，所無法解決的問題。

五、陪審團的功能：


1、監督制衡政府的權力（解決「打手法官」的問題）

美國獨立戰爭前後的經驗，美國人的哲學：「政府不可靠、權力要制衡」，陪審團可以監督制衡政府 。法官是

領公家薪水，有升遷及管控的壓力，因此，較有被政治干預的問題。但是，陪審員是臨時抽籤而來，不是公務員，也不領公家薪水，因此，政治干預進不來。因此，可以解決法官參與政治鬥爭的問題。

2、司法的多元化及民主化（解決「恐龍法官」的問題）

法官都是一群法律人，不具社會多樣性，先天具偏見。陪審團從社會各行各業，具多樣化及民主化。且陪審團的集體討論，優於個人法官個人的獨斷。

3、陪審團不易收買（解決「貪污法官」的問題）


陪審團是臨時隨機抽選出來，審完即回歸社會，不易收買。且陪審團有十二人，對幾人收買，效果有限。陪審員因是臨時抽籤而來，較無法形成賄賂的管道。

因為，陪審團審判，因為需要一致決（Unanimous），需要十二名陪審員都一致同意，才可以認定犯罪。因此，收買一、二個陪審員不會有效。


但是依現制的職業法官審判，獨任制法官一人，收買一人及可。合議制三人，收買一、二人也可有效。

4、陪審團是用制度來的解決法官個人的問題。


六、在台灣，人民有能當陪審團，來參與審判，沒有國情不同的問題：

1、台灣民主化的經驗，顯示台灣人民有能力自己當家做主。

2、台灣的總統直選的經驗，也得到驗證。

3、美國有300年以上的實施經驗，證明人民是有能力參與審判。

4、全世界有52個主要國家皆採用陪審團制度，可說是主流。

5、1845年香港採用陪審團至今，使用的相當良好。台灣更具有民主化的基礎。

6、2008年韓國也採用陪審團制度，也顯示人民有能力當陪審團參與審判，韓國最高法院也認為陪審團審判合憲。

7、「法律」是由「非法律人所定」
法律是由絕大多數是「非法律人」的立法委員所立，因此，不能說非法律人不懂法。






七、司法院草擬的「觀審制」是保守的制度，問題非常多：


1、立法目的錯誤：


司法院觀審制的立法目的為「司法透明化」，顯然錯誤。與全世界的「陪審團」人民參與審判的目的是「司法的民主化」，背道而馳。

陪審團審判，係由法官與陪審團分工，各自獨立自主。被告有無犯罪，由陪審團獨立自主決定，法官不能干預，具有「司法的民主化」之目的，符合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原理。

2、「觀審制」，只讓人民參觀，人民的投票沒有拘束力，顯然不是真正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。

3、觀審制，不信任人民，仍然是以法官為主，人民只是陪襯、點綴、背書之用。

4、觀審制，無法解決司法三病：

觀審制仍以職業法官為審判的重心及決定者。因此，法官的貪污問題、被政治干預的問題、恐龍判決偏見的問題，仍然存在。

而觀審制，仍由職業法官主導審判，因此，貪污的問題，政治干預的問題，仍是無解。不似陪審團審判，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。

另外，陪審團是用抽籤的十二人所組成，陪審員來自社會各個皆層，士農工商貧富都有可能，所以稱為「小國會」，這種機制可以避免「法律人的偏見」。

但是觀審制，仍是由三名法官主導決定判決，仍是法律人的觀點，因此，「法律人的偏見」所形成的恐龍判決、偏見，仍不可避免。

5、我國獨創的觀審制，會變成最複雜、最費時、最昂貴的制度：

現司法院所研擬的觀審制有三名法官做法官判決，另外由五名（或六名）觀審員做不具拘束力的決議，供法官參考。可以說是有兩套的合議審判同時在進行。會很複雜、很費時、且昂貴。

而觀審制因有兩套合議審判決策系統，就會產生以哪一套決策為主？二套決策意見不同怎麼辦？當兩套決策系統的整合、協調過程，所產生的問題、費用、時間，將是最複雜、最昂貴、最費時而無效率。

而這些複雜問題的衍生，是司法院自找的，也是獨步全球所獨創的。但是，陪審團很單純，只有陪審團當審判決策系統。

6、觀審制，強制被告適用，違反人民自由行使權利的原則。受陪審團審判，在美國是人民的憲法基本權利，人民有選擇權。但觀審制卻強迫人民適用，理由何在？一個不成熟、不好的制度，卻要強迫人民接受，是另類侵害被告權益。

7、觀審制，用多數決就判罪，違背刑訴法確信有罪原則：

觀審制，以多數決，就可判決被告有罪，甚至在士林地院的模擬審判，五位觀審員一致認定被告無罪，確仍被職業法官三人判決被告十八年。依刑訴法有罪判決之標準，要達到確信有罪、無合理懷疑之程度。

今既然有人認定為無罪，甚至五人一致認定無罪，就不可能存在確信有罪、無合理懷疑之情形。因此，美國陪審團是用陪審團一致決，符合刑訴法標準。

8、應配套採起訴狀一本及無罪判決檢察官不得上訴制度。

因此，我們呼籲，台灣應採用英美已實證400年以上，有效且現仍被美國八成以上民意所高度支持，也廣為世界上五十二國所採用成熟的陪審團審判制度，用以改造台灣司法的沉疴 。